醫管局對上一次接受審計署審計其收數效率，是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事，當時主要針對醫管局內部不同單位，從溫馨提示病人交錢、出信警告、再出信警告（對，程序上是要出多次警告信的），到尋求局內法律意見，再正式展開法律程序期間所用的時間與手段的成效等。據當時審計報告所言，醫管局內部按欠款金額將個案分成兩類，第一類由醫管局直接向小額錢債審裁處入稟，第二類則交由局內的法律事務組給予法律意見，建議是否向更高級法院入稟追討，至於劃分的金額標準，則「基於保密理由」而沒有在審計報告披露（其實呢，小額錢債的最高管轄權去到五萬元，是常識吧）。
也許，審計署是時候為醫管局在決定就五萬元以上個案展開官司後，如何選派律師樓、乃至給予法律指示的問題上，宏觀地好好審計一下了。
話說回頭，眼見非本地孕婦走數個案上升、追討成效不彰，范國威議員的質詢就提及坊間的建議，即修改法例，規定欠款孕婦再次進入本港時，必須先繳清欠款連利息，並課以同額的「罰款」，否則可予以檢控或拒絕入境。試仔細分析上述的修例建議，其實包含了以下的元素︰
- 規定孕婦一項繳付欠款連利息的責任；
- 規定一項相等於上述款項的「罰款 (Fine)」；
- 訂立一項可因為沒有繳交這些款項而予以檢控的罪行，或者
- 拒絕沒有繳付款項的人入境。
至於罰款與刑責，以筆者的淺見，除了欠薪、欠供強積金，或者沒有繳交個別類型的稅項（例如酒店房租稅），香港已甚少出現因欠繳款項以課以刑責的情況，即使有，刑罰與罰款等皆有上限，而不是像上述建議般，因為與欠債額等同，所以理論上不會封頂。
畢竟現在不是古代，很難再見到動輒將欠債人下獄的情況，更不能不顧及《人權法案》第七條下「不能僅因無力履約而監禁」的規定。民、刑事責任原理不同，兩者區隔亦為法治之所繫，要將「走醫院數」刑事化，當中討論務必小心翼翼，更要顧及實際情況，假若單單課以罰款，那不過是在本身債項之上徒添一筆新債，對立心躲債者意義不大；若處以監禁重刑，則社會務必仔細思考，是否已完全別無他途，以致不得不採取此極端而影響深遠的措施。畢竟核心議題是追回公帑，「治亂世用重典」也許能起阻嚇之效，但同時讓所有本來有意延後還款、或者只求稍作寬減者索性不再「蒲頭」，這會否事與願違？
那麼，筆者又有何建議？筆者不得不承認，起碼暫時而言，應對孕婦走數沒有萬全之策，惟只能避免急就章而衍生更多問題，甚至造成南轅北轍的效果。時至今日，既然非本地孕婦已經「零配額」，尚待解決的那一部分問題，其根源已經基本鎖定在衝閘生子而又拒絕找數的個案當中。要從源頭杜絕走數，首先就要阻止與香港全無連繫的孕婦入境，這方面已有大量高明之士出謀獻策，筆者就獻醜不如藏絀。
范議員上述提議的討論焦點，主要放在已經提出申索、而因為孕婦已經離境而未能追討的個案當中。就這一部分而言，刑事檢控的成效甚至未必及得上繼續循民事途徑處理︰刑事打擊的主體在於欠債者個人，只要其本人始終不在香港境內，即使立例檢舉亦不會傷其分毫，新例徒具虛名的可能性頗高；反之，民事申索的主體可擴及一切與欠債人有關的財產以至處所，而且法律上亦容許將相關司法程序的文書以至執行步驟，延伸至香港境外，正如食衛局的答覆所言，醫管局其實有權按程序在內地追數。
總括而言，即使現有法律維持原狀，仍有不少執行工具可以供醫管局（或者其法律代表）運用，去提升追討欠款的效率，關鍵其實在於醫管局負責追討的部門有多大的意志，選擇適當的方法加以運用，去追回公帑的一分一毫，同時監察與督促法律代表不能疏懶，務必積極行事以執行判決，包括引入客觀的表現評核機制，審視律師樓在追討及執行判決方面的表現。
在牽一髮動全身地修例前，醫管局仍有大量提升追債效能、改善追討成功率的空間。而為了責成醫管局改善追收五萬元以上欠款個案的工作質素，審計當局亦應在適當時候介入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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