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傘抗爭陷入僵持局面，歷經八十七彈、黑道突襲，以至警員暗角圍毆，群眾留守意志仍然堅定；建制派眼見清場不成，則透過友好的運輸業界組織及商廈業主等出面，展開一連串司法行動，企圖在政府毫無寸讓的時刻，逼使示威者在要麼違抗法院命令、要麼遺憾退場之間作抉擇。
誠然，雨傘運動大體上承接著蘊釀多時的「和平佔中」行動，從推行運動的三子、到學生，以至留守者們，大多數人本已做好公民抗命、以身犯禁的思想準備。事實上，經過大大小小的衝突事故後，警察本身已經在不同佔領區外圍部署大量警力監視，民眾不撤，卻也沒有進一步擴闊佔區、加固防守的能量，而警察則始終掌握著「清場」的主動權，只要警方執意進場拘捕，示威者除了束手就擒，大概亦不會再有其他選擇。
然而，警察以非法集結、阻街等罪名追究示威者的刑事責任，是一回事；將佔領事件拿上民事庭申請禁制令，卻是完全另一回事。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清楚條列，明碼實價，非經審判定罪不得加諸被控者身上，即使法律程序本身十分耗時磨人，卻起碼讓被檢控者對於最壞的後果，有大致的概念；民事程序所花時間、所動用的人力物力，比刑事案超越何止幾何級數，加上違反民事禁制令而衍生的「藐視法庭」罪責，刑罰並無上限，兩相結合，民事程序對示威者造成的威脅，不論從刑罰以至財政後果而言，皆非一般刑事責任所堪比擬。
從輿論、到政府，以至聆訊案件的法官，無不爭先恐後，對違抗禁制令的人扣上「損害法治」的大帽，試圖將「維護法治」收窄至與「守法」同義。然而，就連不是以法律為本業的考評局，也懂得法治精義不單在守法。談法治，絕不可能只留意規管個人團體行事規範的實體法律，卻忽視更實質的問題，例如法令規定本身是否清晰易辨、法令本源是否符合程序並具有認受性 (legitimacy)、法律爭議的過程有否對爭議各方公平，乃至執法官員的行事方式是否忠誠信實有否越權等等。筆者眼見不少理應深具法學根柢的前輩，居然連法治的 ABC 也看似不甚明瞭，心中不禁倒抽一口涼氣。
真的要從「法治」視角去看旺角與金鐘等三區的禁制令，筆者就不禁要問︰就本案而言，申請禁制令一方的理據絕非全然充分，從司機一方的損失數字，到所謂受影響的小巴路線是否與「佔領區」有關，乃至原告方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 (locus standi) 提出訴訟，種種問題其實尚待進一步審理方可得出結論，但被告人甚至連充分抗辯的機會亦未有，就已經受制於一份範圍相當廣泛的臨時禁制令，法院裁決的過程即使合法，是否就全然做到法治所要求的「公平」？法院授權警方在執達主任要求下協助清除路障，甚至可以將抗拒禁制令而被捕的人「盡快 (as soon as practicable)」帶到法院，但警察按照法律具有的拘留權力，只限四十八小時，法院的命令，會否凌駕於法律之下對於基本人身自由的保障，變相為警方擴大權力，將警方的拘留時限延長至超過四十八小時的 practicable time？
最重要的是，捨刑事檢控之途而取民事訴訟之道，將明明是公共秩序範疇的事件，硬套上民事私法爭議的程序處理，到頭來發現連被告身份也確定不了，以致從實務上難以執行，這種隨意將民事司法體系置於政治爭議風眼的行為，又如何談得上是尊重法治？
筆者更擔憂的是，香港實際上已正式步新加坡後塵，在刑事檢控以外另闢打壓反對派的司法蹊徑，只是在獅城用得「出神入化」的，是誹謗法、賠償、訟費加上破產的四步曲；而在香港運用的，則是禁制令加上藐視罪，或者再搭配常見於獅城的最後兩部曲。
